作者 | 王金石 孟令海 李锋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国有银行不断推进转型发展,业务规模持续增长、盈利能力明显增强,目前一级资本规模位居全球前列。但必须同时看到,当前国有银行服务国家建设能力、防范风险能力、战略实施能力、参与国际竞争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与国际领先同业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为此,本文通过对比中国四大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以下简称“中四行”)与美国四家资本总额最大的商业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银行和花旗银行, 以下简称“美四行”)的收入、成本数据,剖析两国大型银行在业务结构、经营效率等方面的差异,希望能对中国国有大型银行改进经营管理、提升发展质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比较分析的基础
统一利润表结构。中美上市银行披露的利润表(包括附注, 下同)格式、科目有所不同。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在对各行利润表具体科目含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可比性和颗粒度, 重新归纳、命名了部分科目(主要是非利息收入有关科目)并统一了利润表格式。本文仅分析税前利润及以前的科目,从而避免讨论与主题相关性较低的所得税政策。
整理三年披露数据。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各行年度财务报告。在数据选取上,考虑到单年数据波动较大,为了增强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2018~2020年三年的利润表平均数据,人民币数据按照年末汇率折为美元。如无特别说明,下文使用的数据均为三年均值。农业银行的利息支出明细科目自2020年起发生了变化,无法获取2018年同口径数据,因而取其2019~2020年两年利润表的平均数据。
收入、成本结构概览
银行的收入分为利息净收入和非利息收入两部分。按照重要性,将成本分为信用减值损失、人力成本、其他非利息支出三部分。通过对比中美四大行的主要收入、成本项目数据(见表1、表2),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表1 美国四家大型商业银行收入、成本结构(亿美元,%)
展开全文注:表中百分比为占收入比例,表2同。
表2 中国四家大型商业银行收入、成本结构(亿美元,%)
注:截至2020年末,工商银行年报未单独披露“信用减值损失”数据,仅披露了资产减值损失。此表中的信用减值损失数据为根据其他中资银行信用减值损失占资产减值损失比例估算。
中四行对利息净收入依赖度高于美四行。在总收入中,美四行利息净收入平均占比为54%。这一比例最低的是摩根大通,仅为49%,即利息净收入与非利息收入各占一半;花旗银行在美四行中最高,也仅为62%。而中四行利息净收入占总收入平均比例达74%,最低的中国银行为70%。
中四行成本管控优于美四行。美四行成本占收入的比例在65%~78%之间,平均为70%;相应地,税前利润占收入平均比例为30%。中四行成本占收入比例在55%~60%之间,平均为56%,显著低于美四行,税前利润占收入平均比例高达44%。
中四行最大成本项目为信用减值损失,美四行最大成本项目为人力成本。中四行信用减值损失占收入比例普遍超过20%,平均达22%;人力成本平均占比为16%。美四行信用减值损失占收入平均比例普遍在10%以下,平均仅为9%;人力成本占比均接近或超过30%,平均高达34%,超过中四行的两倍。
主要收入项目比较
利息净收入
表3和表4展示了中美各四家大型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利息支出的平均情况。从业务逻辑来说,银行生息资产的主要资金来源是负债,包括计息负债和非计息负债。从实际数据来看,无论是美四行还是中四行,生息资产的平均余额与总负债的平均余额均大致相当。因此,在分析利息净收入过程中,尽管在资产方面我们仅关心生息资产,但负债方面却要将视野放宽到总负债, 而不限于计息负债。本文对影响利息净收入的关键因素,即净利息收益率、主要资产(客户贷款)、主要负债(客户存款) 进行分析。
表3 美国四家大型商业银行利息收支平均结构(亿美元,%)
注:1.金融投资主要标的是债券,也包含少量权益工具、基金。2.其他生息资产、其他计息负债主要是与央行、金融同业往来资金产生的资产负债,如存放央行准备金(资产)、同业存款(负债)。表4同。
表4 中国四家大型商业银行利息收支平均结构(亿美元,%)
注:受限于披露数据,对于中四行客户存款仅列示了计息客户存款,未能单列非计息客户存款;根据实际经验判断,中四行非计息负债中客户存款比例较低。
净利息收益率(NIM)。净利息收益率为利息净收入除以生息资产平均余额之商。经简单推导,可以将净利息收益率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分解,见公式(1):
进一步分析,资金来源结构差别是造成中美四大行NIM差距的主要原因。美四行平均净利息收益率为2.4%,较中四行的2.17%高23个基点。表5用因素分解方法分析了这23个基点差距的具体构成。将中四行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计息负债平均成本率、计息负债占生息资产比例三个因素,依次替换为美四行相应数值,观察净利息收益率边际变化。
表5 中四行与美四行净利息收益率差异分析(%)
注:净利息收益率边际变化为相邻的净利息收益率相减的结果,例如1.70%-2.17%=-0.47%。
在利率因素方面,主要受中美利率环境差异影响,中四行的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计息负债平均成本率均高于美四行, 两者对NIM差距的贡献分别为-47个基点和52个基点,合计影响NIM差距5个基点;在结构因素方面,中四行计息负债占生息资产比例91.35%,明显高于美四行的76.07%,影响NIM差距18个基点。
客户贷款。中四行个人类贷款占比低于美四行,导致贷款收益贡献偏低。无论是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中国还是在以直接融资为主的美国,大型商业银行的主要资产和利息收入来源均为客户贷款。中四行客户贷款平均余额占生息资产的比例为60%,贷款利息收入占利息收入的比例为69%;美四行上述比例分别为44% 和65%。从这些比例可以看出,美四行贷款平均收益率相对高。
表6 工商银行和美国银行贷款结构比较(亿美元,%)
注:工商银行境外贷款未细分客户类别,根据重要性原则,全部计入公司类贷款。若将该行境外贷款从公司类贷款中剔除,则公司类贷款与个人类贷款的比例约为3∶2,不影响结论。
表6展示了工商银行和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贷款结构及收益率情况。两家银行的公司类贷款的利率均低于个人类贷款,这是因为个人客户议价能力相对弱,且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贷款客户对利率更为不敏感。美国银行个人类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高达47%,接近一半,拉高了贷款整体收益率,而工商银行个人类贷款占比仅为36%。
客户存款。存款业务的业态差异导致中四行负债成本不具优势。近年来,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商业银行一般性存款竞争日趋激烈,货币市场基金、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等活期存款替代类产品快速发展,致使银行存款定期化趋势明显,负债成本上升。而美国商业银行拥有数量可观的非计息客户存款,其占总客户存款和总负债的比例分别达27%和18%。非计息客户存款主要是一种活期存款,客户可随时用于转账支付并可能被要求支付相关手续费。美四行计息负债的平均成本率为1.16%,但由于存在大量非计息负债(主要是客户存款),总负债的平均成本仅为0.86%,下降了26%。
非利息收入
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包括手续费及佣金收入、金融市场交易收入及少量其他收入。表7和表8分别展示了美四行和中四行非利息收入情况。需要指出的是,表中的项目并不完全是8家银行直接披露的内容,而是本文为了方便对比,根据披露信息适当整合而成的。
表7 美国四家大型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情况(亿美元,%)
注:1.“占总收入比例”为该项目收入占全行总收入(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比例;2.其他非利息收入包括保险业务收入、租赁业务收入、计入当期损益的套期保值衍生工具损益、出售投资账户金融工具实现的损益等。表8同。
表8 中国四家大型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情况(亿美元,%)
注:1.中四行均未单独披露经纪业务收入;2.仅工行单独披露了投资银行业务收入;3.中行“外汇买卖价差收入”在年报中作为“手续费和佣金收入”披露,本文调整至“金融市场交易及其他非利息收入”,影响金额为10.2亿美元。
手续费和佣金收入。本文将银行的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分为五类:一是银行卡和支付结算收入,主要包括银行对借记卡、信用卡、存款账户以及结算、清算业务收取的费用。二是贷款相关收入,主要是与贷款业务联系紧密的财务顾问、咨询、信贷承诺业务收费或佣金。三是投资银行业务收入,主要包括证券承销发行、并购财务顾问等业务的收费。四是资产管理、托管等业务收入。包括资管产品销售、投资托管和投资管理业务收费或佣金。五是经纪业务收入,即银行接受客户委托,代理其进入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等市场进行交易而收取的费用或佣金。
相比较而言,中四行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对总收入的贡献明显低于美四行。手续费和佣金收入与银行自营资产负债业务相关性较低,不依赖于风险敞口,是典型的“中间业务收入”,被视为商业银行专业服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体现。美四行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达32%,是中四行(17%)的近两倍,说明美四行的业务结构更加“轻资产化”和“轻资本化”。
同时,中四行手续费和佣金收入结构有待优化。中四行手续费和佣金收入中,较为传统的银行卡和支付结算收入、贷款相关收入合计占比达59%,高于美四行的39%;投资银行、资产管理、托管、经纪等业务贡献了美四行手续费和佣金收入的61%、总收入的20%。这与美国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混业经营有关,但也确实体现出美国同业在提供资本市场服务方面的巨大优势。
金融市场交易收入。中四行金融市场交易收入贡献低于美四行。金融市场交易收入主要是银行从事股票、债券、外汇、商品及它们的衍生品的做市交易、代客交易和自营交易产生的损益。美国于2012年7月开始实行的“沃尔克规则”限制商业银行开展自营交易,因此美四行的金融市场交易以做市和代客交易为主。中四行经营风格稳健,自营交易规模较小,同样以做市和代客交易为主;并且,由于分业经营,中资银行的境内机构,包括总行,不开展股票交易。从数据来看,美四行金融市场交易收入对总收入的贡献超过10%。中四行没有单独披露金融市场交易收入,但该项收入与“其他非利息收入”的合计值占总收入的比例为9.9%,可以合理推断其贡献较低。
主要成本项目比较
本文将商业银行成本分为“信用减值损失”“人力成本”和“其他非利息支出”三部分。其中,“信用减值损失”和“人力成本”是银行最大的成本项目;“其他非利息支出”包括设备支出、物业支出、技术支出、通信支出、广告和营销支出等,本文不作深入讨论。
信用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对中四行经营效益影响较大。中四行信用减值损失占收入的比例平均达22%,严重削弱了其盈利能力;相比之下,美四行这一比例仅为9%。这不仅反映了两国大型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更多还体现了所处宏观经济环境的差异。中国经济仍处于转型升级的“爬坡”阶段,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不可避免,传统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等过去银行信贷投入较多而现在面临去产能、去杠杆的行业风险持续暴露,中国银行业的信贷成本短期内难以明显改善。
人力成本。中四行人力成本低于美四行,但员工价值创造能力也有差距。中四行人均人力成本为4.1万美元,为美四行(13万美元)的32%。形成对比的是,两国大型银行人均税前利润均为11万美元。但这不能充分说明中四行人力成本被“压缩”了,相对于总收入和利润,非利息收入对资本依赖较低,主要由银行员工的专业服务产生,更能反映其价值创造能力。中四行员工人均非利息收入为6.9万美元,为美四行(18万美元)的39%,这一比例仅略高于上述人均人力成本的比例(见表9、表10)。
表9 美国四家大型商业银行员工人均成本、效益
表10 中国四家大型商业银行员工人均成本、效益
启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推进零售业务数字化转型。在对公业务竞争白热化、收益率低、信贷成本高的环境下,应在零售业务领域挖掘新的增长点,包括个人存款、个人消费贷款、个人经营贷款、小微企业贷款、信用卡等。在拓展零售业务过程中,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应注重大数据和数字化工具应用,广泛融入客户生产、生活相关交易场景,利用平台获客、活客,利用科技工具合理测额、定价并有效管理信用风险,摆脱传统经营模式的红海竞争。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相关服务。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应抓住国内股票、债券市场扩容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机遇,在经营范围内积极为客户提供产品代销、投资管理、投资托管、清算结算等资产管理相关服务,债券发行、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服务,以及配套的债券借贷、外汇交易、套期保值等金融市场交易服务。一方面,可以在不占用、少占用资本的前提下获取可观的非利息收入;另一方面,如果业务规模足够大,可产生相对稳定的低成本资金沉淀,有效提升净利息收益率。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培养、选拔、使用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金融人才,特别是要注意培养金融高端人才,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中国商业银行业务结构正在向轻资产、轻资本转型,更加注重以专业服务创造价值,对员工的专业能力、敬业精神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类风险的管控离不开员工良好的职业操守和勤谨的工作作风。因此,必须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高素质员工选聘和全体员工培训,大胆使用创新型人才,持续提升银行员工队伍的战斗力。
改进财务信息披露。中资银行业务相似性较高,但披露的收入信息却各有侧重。例如,工行披露了“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其他三行均未单独披露;又如,工行、建行披露了代客理财业务收入,农行、中行未单独披露。这给有关业务的同业比较造成困难。同时,按照业务类型披露数据,提升财务信息的相关性。中资银行在披露投资交易类业务收入时大量使用原始会计科目,未按照业务类型进一步归纳整理,披露信息的业务意义不够明确。诸如“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汇兑损益”等科目,无法判断应归于交易账户还是银行账户,更无法区分其是来自于汇率、利率还是商品交易,其余额的变化对于投资者评估银行经营成果的价值有限。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市场部
责任编辑:刘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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