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能消除发达经济体与贫困国家在疫苗接种率上的巨大差异，全球复苏将受阻，并导致全球GDP在未来5年的累计损失达到5.3万亿美元。即便疫情冲击逐渐消退，世界经济复苏仍然面临疫情前就已经存在的各种掣肘，其中有些因应对疫情而变得更加严重。

疫情走势直接影响全球经济

从中长期看，掣肘全球经济的因素包括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的债务、劳动生产率增速迟缓、多边贸易体系WTO上诉机构停摆且改革谈判达成共识困难重重、金融监管持久性存在漏洞、经济民族主义特别是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等。与经济活动关系密切的网络安全始终是一只威胁巨大的“黑天鹅”。美国的长期国债是全球金融系统的核心，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美债储备，并被用作几乎所有物品和资产的抵押品，而99.9%以上的美国国债以纯粹电子形式存在。如果有人能够侵入美债系统，金融市场信心就可能崩溃，全球货币体系与金融市场便将陷入一片混乱。

风险、挑战或掣肘确实存在，但全球经济整体上行进而回归中长期发展轨道也是事实。2021年上半年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强劲，但进入第三季度后总体放缓、增速分化，呈现前快后慢的特征。从全球看，虽说不同经济体复苏步伐并不一致，鉴于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可以收复“失地”，全年世界经济实现明显复苏可以说已成定局。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5.5%左右，2022年增长4.5%的可能性较大。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的GDP到2024年可能依然比疫情前低。

短期看，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恐怕还是政策风险。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通胀、维持复苏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如果失当，将会引发资产价格动荡暴跌，扼杀脆弱的经济复苏并可能将经济推入滞胀通道，进而殃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长期看，受各种因素影响，比如对人类和地球都有利的结果究竟为何尚无定论，在过去10年寡头垄断企业形成的“经营共识”（习惯于高利润、低投资、弱竞争）能否走向终结还有待观察，我们认为全球仍处在中低速增长轨道，未来3年至5年内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中低位，当然各国各地区增速会存在显著差异。

供应链受损风险与韧性

过去一年多全球目睹并感受到了供应链受阻之痛，芯片短缺、能源供应不足、航运不畅和运费暴涨成为全球供应链之痛的主要痛点。国际金融协会发出警告，美国生产系统中供应链中断的可能性上升，目前制造业交货期延迟情况与2011年福岛核灾难后日本的情况一样严重，并开始扩散至全球。这也迫使企业押注效率低但抵抗力强的供应链，最终推高价格。衡量集装箱费用的德鲁里航运指数2021年9月比一年前上涨291%，诸如从东亚到欧洲最大港鹿特丹港繁忙航线的运费达到了一年前的6倍。煤价过去一年间上涨2倍、天然气价格上涨4倍，德国电价自2021年2月以来上涨1倍多。能源价格出现暴涨的原因和供应链受阻有关，而根本原因则在于疫情反复、经济复苏速度超越预期，以及石油领域投资不足：2020年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下降20%。

近两年来供应链韧性成为热议话题。对企业而言，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紧张和多边贸易体系受到严重冲击、气候与自然灾害多发、网络攻击频繁等，在不同维度增加了供应链断裂的可能性。由于技术进步与扩散，特别是生产数字化呈现不可阻挡之势，劳动力成本套利的空间逐渐变得狭小。随着网上购物的普及，消费者对快速配送的需求上升，能否快速送达已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疫情冲击更是让企业意识到，彻底重新评估价值链、缩短供应链、稀释或多元化供应链、投资更有韧性的供应链将有利可图。

从国家层面看，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一直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稳定的源泉，现在则被一些人认为是致命弱点，因为供应的高集中度在有些人眼里就意味着高依赖度，涉及“国家安全”，事关大国博弈。基于此，美国等国家陆续出台或计划出台一系列旨在提高自给率或本土化率的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或使供应链多样化，甚至有人公开鼓吹所谓“脱钩”，矛头主要针对中国。典型事例是美国总统拜登2021年2月24日签署“美国供应链”第14017号行政命令，指示政府对美国关键供应链进行全面审查，以识别风险、解决脆弱性并制定战略，提高恢复力。为此，美国政府成立了涵盖十多个联邦部门和机构的工作组，与商业、学界、国会以及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数百名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以确定漏洞并制订解决方案，其中涉及的关键产品包括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包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和材料、药品和原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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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从企业层面和大国博弈层面上看，有人在拉扯全球供应链朝着逆全球化方向偏离，但至少2021年的现实并不支持上述判断，特别是和中国有关的数据提供的更是反例。个中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持续且坚定的开放政策和市场规模。上海美国商会和普华永道中国2021年9月的调查显示，在338家受访公司中，78%表示对本公司未来五年的业务展望感到“乐观或略微乐观”，比上年同期高近20个百分点，而感到“悲观”的企业占10%，一年前该占比为18%。

人口结构变迁加速影响深远

人口属于中长期变量，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会在短期内产生重大效应。人口变化主要体现在人口数量、年龄结构、族群比例以及人口跨境流动等方面。人口预测是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重要计划和风险管理工具。政府需要通过短期和中期方案来估计人们对学校、医院和其他公共服务的需求，帮助基础设施建设长期融资，为未来劳动力规划必要的技能和知识，明智地投资健康研究和开发资源，了解潜在的环境、军事、地缘政治和其他风险，并实施预防或缓解策略。对从事具有长期回报投资的企业而言，人口预测同样重要。同时，普通个体也会关注是否有足够的工人缴税以支持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医疗福利。此外，人口变化还涉及国际和国家安全与稳定。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预测，全球人口将从目前的77亿人增至2030年的85亿人、2050年的97亿人，2100年达到110亿人峰值。

从年龄结构看，工业化国家或经济体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28%，欧盟27国为20.3%，美国为16%，俄罗斯为15%。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11%，已迈出走向老龄化社会的步伐。与快速老龄化社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目前人口增速最快的是非洲，总数为13亿人，预计到2050年增至26亿人。年轻人口占比高可以产生人口红利，但收获人口红利必须与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储蓄率与投资率提升、能够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的体制机制改革、社会稳定、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相结合方能实现。

发达经济体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巨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供给减少，由此可能降低潜在增长率；二是与社保和医保相关的财政支出增加，因此形成的赤字压力可能拖累经济长期增长；三是老年人创新能力与意愿下降，从而波及劳动生产率提升；四是消费需求减少，投资增长与结构均会有所改变；五是移民政策可能被迫调整，国内社会因此出现分裂；六是为数众多的老年人政治参与程度上升，各国内部政治博弈的过程与结果正在发生改变；七是自动化导致非熟练劳动力大量失业，通过让更多知识密集型任务（如分析消费者信用评级和提供金融建议）实现自动化，降低人类参与工作的必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未来20年最确定的趋势是人口结构的重大转变。有学者将这种转变用三种“颜色”形象地加以表述：更多的灰色（老龄化）、更多的绿色（随技术进步而来的每公顷产出增加）、更少的白色（美国和欧洲人口总数中白人的比重快速下降）。还有学者将人口转变或“拐点”理解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且高质量劳动力大幅增长的终结。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张宇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