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特约评论员 张敬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作为诺贝尔奖的压轴大戏，今年的经济学奖颁给了3名经济学家。

北京时间10月11日，作为压轴奖项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一半奖项授予经济学家David Card，以表彰“他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性的贡献”；另一半授予经济学家Joshua D. Angrist和Guido W. Imbens，以表彰“他们在因果关系分析方面的方法论贡献”。

开出“三黄蛋”，并不令人惊奇。现在的诺贝尔各奖项，流行多人获奖。这意味着诺贝尔奖委员面临选择难题，网络时代的诺贝尔奖不仅失去了神秘性，也流失了关注度。年年“诺奖周”，很难掀起太多舆论涟漪，疫情时代更让诺贝尔奖少了仪式感。相比其他奖项的风过无痕，压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还算是激起了舆论些许好奇。尽管如此，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很快会被舆论场淡忘。此外，这三个人获奖并不令人意外，早在人们预测的近300人的大名单里。

获奖者理论早已有之

给出的获奖原因也缺乏新意，不管是“劳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性的贡献”还是“在因果关系分析方面的方法论贡献”，其实都属于劳动经济学的范畴。因为后者的方法论首先用于劳动经济学。

其实，早在1990年代初，David Card的研究结果就显示，除了个别现象以外，提高最低工资并不一定会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他还通过研究得出学校的资源对学生未来在劳动力市场的成功远比以前所想的更重要。疫情时代的劳动就业关系是各国的民生大难题，因此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关注劳动经济学，似乎“很亲民”“很实证”“很具体”，但也陷入技术主义的琐碎中。

获奖者的理论早已有之，和众多理论一样，其实关注的只是现实生活的一个层面，从而通过繁琐的数学模型推演而得出所谓创新。但是，这样的经济学研究，已是钻了经院主义的牛角尖，偏离了宏观大势。

经济学非纯粹学术，更不是完美的数学模型阐发。经济生活是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更是动态多维的大系统。纠缠于经济生活的某个方面和市场的某个环节，进行“深耕细作”的探究，这样的经济学也许越来越逻辑化，或者在某个细节可以实证，可以通过数理推演得出局部的因果关系，但却无法解决全球化的宏大命题或单一国家的市场难题。这样的经济学是精英或经院经济学，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劳动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涉及到“劳动”给人的感觉是充满人文关怀，而且是用“实证研究”劳动经济学，自然让人感到书斋里的经济学家们对劳动的尊重和对生活的“温度”。然而，不管理论多么高深，不管经济学家如何进行“实证研究”，都摆脱不了肇始于西方的现代经济学体系。靠着这套经济学体系，西方牢牢掌握着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这就是被西方奉为圭臬甚至是武器的市场经济。

并非解决经济困境药方

因此，无论经济学发展出多少分支，不管西方出过多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都是市场经济的追捧者。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也好，西方政府也罢，除了特殊的危机时期（如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都笃信“看不见的市场之手”的力量，不愿让“小政府”变成干预市场的大政府。

这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西方主导了全球经济秩序，或者通过强势货币抑或动用贸易壁垒将危机转嫁到全球。然而，经过华尔街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然后是特朗普时期的单边主义，西方世界不仅让西方经济学体系的红利消耗殆尽，也损害了市场经济的名声，更使西方尊奉的全球化变了味道。

疫情阴霾下的全球化遇到更大挫折。全球供应链阻断，能源荒和芯片荒弥漫全球，然而西方尤其美国，拯救经济的药方还是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向全球输出通胀，利用美元强势地位让全球为美国危机埋单。当然，这也让美元名誉扫地。美国如此，日本和欧洲也是这样。拯救经济的工具更多是其货币版权和市场霸权的依赖，因此笃信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手段和市场霸权转嫁危机。

回到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的三位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的确圈内有名。但也只是300名获奖大名单中的三位而已。他们获奖前不能给美国、西方或全球经济提供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获奖后也只是提升其知名度而已。无论“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性的贡献”还是“在因果关系分析方面的方法论贡献”，都非解决当前经济困境的药方。这样的“贡献”让经济学家获益，却是偏离了解决现实问题的靶心。

诺贝尔奖评委会也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狭隘误区，全球经济秩序发生激变的现实下，评委会大佬们依然青睐西方经济学家，这本身就是西方式偏见。

每日经济新闻